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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自YAHOO新聞

失落的震動

中國時報【黃錦樹】

張愛玲曾感嘆說,「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再奇怪的事出現在小說裡,常顯得平淡無奇,小說類型的法則早已馴化各種世間的奇聞軼事。這悖論,寫「傳奇」起家的張愛玲也一定懂得的。

人間副刊在9月30日、10月1日刊出顏擇雅的長文〈關於聽故事的故事〉,該文回應宋以朗〈〈相見歡〉究竟想說什麼?〉的相關批評,再次對〈相見歡〉進行一番詳細分析,提出新的看法。她說「〈相見歡〉表面寫的是三個女人的婚姻,骨子裡卻是一則關於聽故事的故事,我們可以說它是後設小說」。這論斷根據張愛玲《惘然記》定版〈相見歡〉增補的二千多字(據顏文所云,我並沒有去比對),尤其是小說中從沒出場的父親對其中聽故事的晚輩苑梅那句「就是不用功」的批評,被解讀是張愛玲對「壞讀者」的終極回敬。顏的解釋也徹底改變了小說的重心,「小說結尾那句『她們倆是無望了』其實是突顯苑梅的缺乏自知之明,而非兩位太太真有什麼『絕望處境』。苑梅聽故事的能力顯然不及格。」這論文的推論和結論令我相當吃驚。

我不是張愛玲的理想讀者,不過是因備課需要而把相關資料來回細讀,嘗試弄懂〈相見歡〉在講甚麼。

與人之間的隔膜

張愛玲〈表姨細姨及其他〉及給宋淇裡的信裡抱怨的那些對〈相見歡〉不滿的讀者,並不是甚麼「壞讀者」,林佩芬,水晶,亦舒,其實和宋淇、邁克、宋以朗、顏擇雅一樣,都是張愛玲小說認真的讀者,只不過是讀了〈相見歡〉之後,做了不同的判斷,選擇了不同的立場而已。前者因失望而忍不住對作品、甚或老去的作者發出負面的批評,後者嘗試尋找更周圓更貼近作者(或作品)原意的說法、更「理想」的解釋。

身為張愛玲「麻煩遺產」的執行人,宋以朗晚近提供的解釋(《宋家客廳》廣東:花城,2014;《宋淇傳奇》香港:牛津,2015)原本已走到傳統解釋學能做的極限,即亮出作者原意這張王牌──一封張愛玲1977年10月31日給宋淇的信,《宋家客廳》頁265有字跡清晰的複印件,頁265有釋文,信中說這小說的來源,「是我在大陸的時候,聽見這兩個密友談話……幾個月後(‘52春)她又念念不忘講了一遍,一個忘了說過,一個忘了聽過。我在旁邊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她們都不是健忘的人。……伍太太二次反應相同,可見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我非常震動。」宋以朗的解釋緊貼張愛玲的原初震動,因此結論會是,這小說用瑣碎無聊的對話來舖陳兩個中年女人的絕望處境。

新解」聚焦苑各家銀行個人信貸利率比較表

顏擇雅的「新解」把焦點轉移到苑梅的處境上,認為在荀、伍、苑梅三個女人的婚姻裡,苑梅的狀況是最糟糕的,而荀太太「是小說中唯一享有婚姻安全感的人」、「荀家夫妻彼此相當體貼」。然而正是這荀太太,多次對伍太太泰然自若的談荀先生死後她的生活盤算(甚至讓一直為她「彩鳳隨鴉」的伍太太也感到心寒),抱怨丈夫老是把錢借人(荀先生雖窮還是能接濟更窮的人,安貧,能仗義,但太太不太能體諒)。但荀太太「連郵局也要給雙倍」可見她不擅理財,兀自在裝闊,除了年輕時長得漂亮及會燒菜之外,似乎一無是處,「她賢慧」是個反諷。且荀先生一回來就放低聲量說話變得格外謹慎,顯然對丈夫的信任遠不如「閨密」。荀太太說話時荀先生呼呼大睡,可能是身體狀況不佳(或工作太累了),也可能是重複聽太多次了,引不起注意。伍太太和先生處於實質分居狀態,夫妻之間除了伍先生持續付膳養費,就是紙上往來的「情書」。這兩例是瀕死的婚姻狀態,是食之無味、沒有未來的「現世安穩」。那苑梅的狀況真的是最糟的嗎?早婚,丈夫逮到機會留學去了,「中學畢業生能做的事,婆家通不過」,弟弟妹妹也留美(可見伍家相當有錢),更年輕時「就是不用功」,而放棄了留學機會,「感染戰後美國風氣,流行早婚」,也許是為了和子範在一起而不想出國。婚後子範的收入養不了家(多半也因為學歷低),其後不得已而選擇出國,也是為搬出去自立門戶住做準備。她因此在家晾著無聊,其實是還在適應新的生活狀況(小說中說「子範剛走」,因此對性愛的眷戀壓抑不了,在反省與悔恨中,畢竟是年輕夫妻──苑梅敏銳的直覺到,荀先生荀太太房事不諧)。她的未來如何不可知,但並沒到絕望的地步。現在至少有娘家可以回,有母親可以靠,「受了氣也不說,要強──家裡本來不贊成。」是因為家裡本來不贊成(伍太太最終是支持她的),婚後難免賭氣,受了氣只好硬吞,不然就證明父母的判斷是對的──不該那麼早結婚。但那是過去的事了,是子範出國前的事。如今她勤跑娘家,和獨居、「十分清閒」的母親就有相互取暖的意味了。再說,丈夫也不一定就移情別戀。認為三對夫妻中,苑梅的狀況比荀太太糟,是難以服人的。

是不問值不值得

顏擇雅的新解顯然不符張的「作者原意」,因此在技術上她不惜動用時差的辯術,以改變作者意圖。她指出「信的日期是小說發表的十三個月前,中間張愛玲當然有足夠時間改變想法。」但也沒有實據。她點出小說和「本事」間的時差,但她只注意到變而沒注意到不變。她似乎忽略了張愛玲在一九八三年四月為結集《惘然記》而發表的〈〈惘然記〉二三事〉(後題為〈惘然記〉,收入《惘然記》作為前言)明明白白的交代,關鍵詞和那五年多前的信一樣──震動。

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惘然記》,4)

那震動能讓她耐心磨三十年,十三個月就能讓她改變初衷?就因為幾個「壞讀者」的批評?況且,顏擇雅算出來的十三個月就包括在那三十年內,而不是「包括在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來自經驗的本事(fabula)裡,張愛玲身處的正是個聽故事人的位置,那也是最可能產生「震動」的位置,小說中被父親批評「就是不用功」的女兒、晚輩的位置。從信到小說,這一點沒甚麼改變(三篇小說中,這篇是最確定的)。如果我們相信張愛玲的自白,「感到震動」就是這篇小說的鑰匙(因而宋以朗解讀畢不忘補一句「我也覺得很震動。」他確實不能不感到震動),而不是意在批判那聽故事時還能覺得震動的人。「她們倆是無望了」,因為活在已然死去的時間裡,重複於麻木,麻木於重複。而年輕人永遠還有其他的可能,在流動的時間裡自我更新,即便鐵幕拉下了。

屬枯淡無聊故事

宋以朗在書中批評顏擇雅談小說有「太喜歡解謎」的毛病,這篇似乎也不例外。見縫插針,強經就我,太刻意創造新解。她也許沒意識到,她的解讀對張愛玲的反諷更甚於水晶他們對那篇小說的負面回應。會選擇去作這麼迂迴蜿蜒的繞道,甚至認為小說是在批評與作者同位的聽故事者,可見顏擇雅讀這小說時也沒有如張愛玲預期的「感到震動」。就這一點而言,身為讀者的她其實和水晶亦舒他們並無不同(沒有被小說本身說服);更糟的是,顏的評論還是宋以朗亮出作者的底牌之後。那就好比是在指責張愛玲同時是壞的聽故事人與糟糕的說故事人,即便原意如此確鑿,即便作者費盡口舌辯解,也得不到認可。

說〈相見歡〉是後設小說還真的滿離譜的,雖然乍聽之下頗有趣。但那樣的解釋要扭曲太多東西了,還得看扁作者,我想不必太當真。

從讀者的立場來看,不能如作者期待的閱讀,無關乎用功與否(用功也沒用),對小說裡他人的麻木「感到震動」,也許比理解文本「說什麼」更為困難。作者能那麼貼近的聽,那具體的現場感,與說故事人的關係,對讀者而言終究是隔了一層。但同屬聽來的故事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不是寫得精彩萬分嗎?也許〈紅玫瑰與白玫瑰〉原本就是個激情的故事,濃抹重彩,相得益彰。但〈相見歡〉看來本就是枯淡無聊的故事,以枯淡寫枯淡,大概就只能那樣。

「一個忘了說過,一個忘了聽過」,在疲憊衰老的人際關係裡其實也不是那麼罕見,夫妻之間,朋友之間,長輩晚輩之間。「忘了說過」也許不是真忘,而是有一點炫耀的意味,那是她無聊人生裡少見的微瀾;「忘了聽過」或也不是真忘,是應付著讓聊天的情境可以延續下去,一種變相的體貼。張愛玲會為如此情境覺得震動,也許還真有大驚小怪的意味。

這篇小說的細節打磨得很細緻,但我讀了也沒能「覺得震動」。如果是早期的張愛玲,也許會用些「兀自燃燒的句子」(劉紹銘語),讓讀者在美感上先震動不已。

讀危機的癥兆?

有專業讀者建議那最後一段刪去,其實也有它的道理。就小說論小說,那一段重複來得突兀,確有蛇足之感,也有點難以理解──小說末尾苑梅的反應其實也就是大部份讀者看到這段小說的反應──廣東人會說「有冇搞錯?」這是另一種「震動」吧,但那是針對小說形式的。也就是說,在小說裡,它顯得不可置信,不合理,像是一種冗餘──老張愛玲怎麼可能寫出這樣的「敗筆」?這與其說是讀者水平的問題(張愛玲老抱怨讀者讀不懂中國舊小說的「夾縫文章」),不如說是現實與小說的距離。現實裡發生的事常顯得比小說更為離奇或隨意,因為它不必遵守小說的法則,甚至違反虛構敘事的規律。如果出現在小說裡,我們反倒會覺得扯──有冇搞錯,這樣的橋段也敢編。

反之,再奇怪的事出現在小說裡,常顯得平淡無奇,小說類型的法則早已馴化各種世間的奇聞軼事。這悖論,寫「傳奇」起家的張愛玲也一定懂得的。

張愛玲曾感嘆說,「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49)「事實的金石聲」本來就不可能輕易轉換到小說裡,即便磨了三十年,即便是張愛玲。經驗事實轉換為小說,總得付出一些代價,有時還出乎意料的大。

但願這失落的震動不是張愛玲後房屋信貸銀行申辦任何問題免費諮詢期作品之解讀的危機的癥兆。



新聞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失落的震動-215008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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